9月6日晚，敏行楼208教室，我校政治与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与2017级研究生新生畅谈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学术研究方法。
黄少安首先向研究生们抛出一个问题，如何运用你所学的经济学原理寻找有价值的问题？之后他指出经济学应关注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媒体的经济学评论应该认真思考，不能违背经济学常识。接下来黄少安分三个层次循序渐进地介绍了他对当今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
中国经济发展到21世纪到底处于什么阶段
从大的方向上有初级阶段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因此，现阶段中国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依靠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拉动GDP增长是必然且合理的。我们不应该质疑投资，而是应该质疑投资结构，即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三个维度，其中主体结构是关键，现在的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补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判断一个发达国家或者发达经济体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源于消费和进出口，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和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呈正相关。
中国是否陷入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危机表现的特殊性
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大，我们应该清楚经济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它只是经济增长运行过程中的内生波动，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强制性地淘汰落后。黄少安通过初步的统计分析和经验判断提出了他判断经济危机的“3-3-3-30%”指标：①GDP增长率短期内断崖式下降3%；②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超过3%；③CPI通货紧缩率低于3%；④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和房地产）短期内断崖式下降30%。
之后,黄少安谈到了中国经济危机的过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四万亿投资，2012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全民搞金融，2015年下半年开始全面陷入经济危机。他说到，金融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国经济危机的滞后不代表我们可以避免，过度反危机就是保护落后，保护落后的劳动者、落后的产业和落后的体制。中国的住房率和储蓄率高，可以容忍适当的失业率，淘汰落后的产能。
人口的老龄化与红利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多生孩子？
中国人的四大偏好有造人、造房子、造围墙和造墓，这与中国的国情相对应。贫困家庭的生育愿望强烈，其边际抚养成本递减，造成劳动力素质相对降低。同时，多生孩子的抚养成本被外部化，形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一些经济学者的观点认为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短缺，因此要鼓励生育。黄少安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从工资意义上看，城乡二元条件下，工资可以维持在低水平。所以，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均衡了，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红利是不同的意义范畴。人口红利指劳动人口比非劳动人口多，劳动力红利是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角度看，指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因此，在人口红利消失的前提下，我们依旧拥有巨大的劳动力红利。最后，黄少安指出中国并不是老龄化，而是老龄潮，来源于60年代的婴儿潮，如果放开生育，人口负担将大于人口红利。
此次活动让研究生新生们收获良多，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